国际传播作为一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在特定的历史纵深逻辑和历时性的经验逻辑下展开的。2024年，世界进入深度交往时代，技术与平台变革持续深入，中国国际传播研究面向“本土全球化”“共通”的时代问题与全球性挑战，试图提取中国为适应全球传播新格局、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以及在全球舞台上更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采取的因应之策，理论与实践的对话层面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技术为国家交往提供新可能，地方性文化资源赋能国际传播，实践的变化促动着学者用新的理论资源打开新的学术研究窗口。进而，在学科领域层面，国际传播研究全面突破传统新闻传播藩篱，多学科意义的学术想象成为一个重要的景观。

  基于技术革新、文化场域的重构、传播主体格局的去中心化、交往理论的学术支持以及国际政治体系变迁等多重因素的一同推动，“走出去”的旧思维已无法应对多向互动的“全球传播”的新局面，中国国际传播亟须建立起对当前国际交往环境转变本质的结构性认知，即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话语互嵌程度加深、中国与世界的情感交流层次加深，中国已经迈入了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阶段。围绕着人类交往中“自我与他者”的元概念，深度交往时代提出了中国该如何构建面向世界的自我叙事的时代之问。学界重回“题干”的本身，围绕着中国“自我建构”与世界的“他者”视角这一国际传播顶层设计，将“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作为研究路径，在实践中不断建构着其自我与他者观，形成了作为“世界之中国”的国际传播新进路。

  在全球化进程纵深演进的当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日益将中国的发展实践纳入泛政治化的话语框架，通过“威胁叙事”与“制度优劣论”等二元对立范式进行选择性阐释。这种基于意识形态预设的价值评判机制，是数字文明时代全球治理体系重构过程中认知壁垒的最大组成部分。其深层症结源自启蒙现代性范式下形成的认知局限——西方知识界囿于“文明等级论”的认知窠臼，既无法突破理性坐标来理解中华文明演进的特殊性，更难以摆脱冷战思维定式来正视中国道路的文明贡献。具体表现为主流西方学术共同体惯常运用“中心-边缘”分析模型解构中国经验，却鲜有学者从“中国性”的内在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中国发展对全球的积极贡献与意义。为了对“现代化=西方化”这一迷思进行祛魅，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近年来强调主体视角，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自我觉醒”，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使命，其中诸多论述都能作为全新的知识生产的实证材料，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国际传播研究提供科学特色的方法论指引。

  2024年，国际传播研究对“以中国为方法”进行了诸多探索。首先，从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出发，思索如何跳出西方理论主导的学术话语的桎梏。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概念的学术角色未受到应有重视，胡正荣、叶俊指出必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并使得概念能够超越具体问题成为面向学科、面向社会乃至面向全球的学术概念。在知识生产领域，研究视角从单一学科产出转向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民”之主体的跨文化能力新知识生产，通过视野平移、语境调适和问题对焦的互镜方法，重构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跨文化能力新知识生产的价值路径和思想基础。具体而言，需将中国“群学”思想与国际传播语境中的人格主体性期待相融合，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跨文化能力知识生产的“群学”路径。

  其次，围绕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展开新面向与新讨论。在对外话语实践中，中国作为发言主体已展现出更为明晰的自觉与自立意识。在话语与叙事理论体系完善方面，沈正斌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出发，指出中国叙事在表现形式上应维持其与西方叙事的固有差异，在定位上要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设计理念坚持“本土化”。段鹏则提出了“以我为主”的中国话语表达原则，以及双轨并进的中国叙事策略：对内应深挖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通过“文明基因解码”等创新路径，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及哲学理念转化为具象化传播符号，以此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根基；对外需直面国际舆论场中的认知壁垒，在把握好活力与秩序、发展与稳定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治理故事。通过话语密度与传播温度的精准适配，构建兼具学术阐释力与情感穿透力的中国话语体系。焦朦与袁军也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话语创新路径中，提出了“生活流叙事”的双模态话语建构范式。该范式突破了传统外宣的单一理性叙事框架，将“说理”和“陈情”相结合，既包括专业客观向世界阐明“何以中国”的直观叙事策略，以消弭国际舆论环境中存在的负面印象和认知偏差；也通过亲近生动、春风化雨的生活流叙事方法，让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直抵人心，取得世界的理解和认同。

  最后，整体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突出柔性叙事与软性传播的策略创新。一是顶层设计是有效整合各类文化传播资源的基础，张昆、张晶晶指出要从提升塑造力、感召力、传播力与影响力四个层面进行战略布局。二是以各类中华文化传播的载体为实践抓手，如出版业作为传统的桥梁和不可或缺的纽带角色，应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将中国童书出版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前沿口岸，发挥出助力文明互鉴的及其重要的作用。蒋琤琤、韩建民在此基础上从选题创新、选题深化、选题提升和选题布局四个方面，探索面向国际市场的民间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物选题策划的相关创新模式。三是从中华文化传播的渠道来看，游戏慢慢的变成为数字时代国际传播的一个新兴赛道，《原神》《黑神话：悟空》等中国游戏的成功出海，掀起一股“数字华流”。史安斌等以“文化杂糅”为概念框架，认为能够最终靠解构文化、调适文化与重构文化的三重路径，建立产品的全球文化身份。四是从中华文化传播的视角来看，“韧性”作为审视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关键概念，蕴含复杂系统中灵活适应、协同包容、变革创新等要素，成为理解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最新有益视角。五是中华文化传播范式的重大转向，何天平、蒋贤成强调目前中华文化出海正在经历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转译向文化桥接的精准化趋势转向，所以要从内容桥接与社群桥接两个维度解析面向精准国际传播的文化出海范式革新，从而为新时期文化国际传播的提质增效提供启发。

  深度交往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不能再陷入“自说自话”的盲区，换言之,纯粹以“我”为主的传播是一种遮蔽，为突破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上面临的被动和失语的窘境，一系列研究“以世界为目的”，更多采用他者视角，回到国际受众的接收和认知情境中重新认识、定位。这种将“他者”当作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即对国际传播效果及其价值取向的考察成为推动国际传播真正“走进去”的关键一步。

  1.解码与重塑：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国际传播认知分析与策略优化。以美国及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等为代表的西方多将中国的国际传播置于大国竞争的框架下，倾向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国际传播行为，强调中美、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将其视为与西方模式相对立的发展图景。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以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全方位的崛起对现有国际体系的影响更是他们的重点分析对象。美国利用其在语言、信息渠道、技术方法等方面的霸权优势，通过各大主流媒体传播本国政治风向和价值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和很多层面上影响着全球受众对中国的看法。

  针对“一带一路”等中国提出的重大经济合作政策和发展倡议，西方国家经由新闻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散布“新殖民主义”“能源掠夺”“债务陷阱”等论调，以此干扰国际舆论场并抹黑中国形象。虞鑫、苗培壮通过世界体系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阐释。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家被设定为现行国际贸易秩序的依附性角色，资本主义并不希望看到其通过独立自主的产业升级去突破“初级产品的生产地与制成品的消费市场”的底层定位。而以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以多边合作谋求一起发展为宗旨和理念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势必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彼此联结、不断的提高产业体系附加值的过程中，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汲取其他几个国家劳动价值以牟取自身利益的阻碍。某一种意义上,这是西方国家将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地理政治学威胁和国际贸易挑战的结构性因素。

  西方对中国本身为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过程中所采取的特色发展的策略也通过主流媒体进行话语攻讦。例如，美国的《》（The New York Times）通过采用刻画强势中国形象的新闻标题、“中国军事现代化”相关联的内容以及呈现欠发达地区的百姓生活样态的话语形式等手段，选择性地忽略我国已取得的成就，质疑、批判和虚构中国式现代化内容。宁海林、常誉维针对此类话语霸权现象，以三维话语分析模型为理论框架，从文本、话语实践、话语社会实践这三个层面探析突围方法，并对我国主流媒体提出了要将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置于不同价值系统中、运用好国际社会化媒体平台等建议。

  此类报道并不是个例，而是美国自冷战时期起便着手布局的媒介认知竞争的一环，政府借由不同媒介以代理人的角色渗透全球认知领域，通过植入特定信息与观念在目标区域塑造长期的社会态度偏好，并有计划地传播特定信息以激化内部矛盾，从而在认知层面上达到战略制衡的目的。为应对这种恶意竞争，沈浩、任天知认为中国应以认知测绘能力驱动精准传播战略实践，健全高效传播链路强化认知塑造投放策略，并基于区域国别传播生态构建立体传播矩阵，以此套方案为优化国家传播策略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持。媒介认知竞争的根本依托是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的建造、使用和扩散，如果重新回溯19世纪、20世纪之交欧陆、北美和世界别的地方的跨洋电报和跨国通讯社等案例，显而易见以美西方为主导的整全性的全球传播组织逻辑和规则制度正是在帝国、传播与媒介基础设施互构的“三位一体”系统观念下所建立。因此，中国如果想要在新时代的网缘政治格局中真正超越这一霸权逻辑，既要坚持以“数智丝路”写就新的全球化媒介地方志，也应重新锚定自身的角色与定位，发挥“技术引领者”和“机遇分享者”的角色作用，释放新的建设性动能，以参与和引领新一轮全球传播基础设施建设。

  2.“南方转向”与战略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中国样本”。随着全球生态从“乌卡时代”（VUCA）向“巴尼时代”（BANI）的场域迁移，国际传播所面临的挑战日益呈现高度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这一变迁不仅要求应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还需化解内部系统所累积的矛盾与不确定性。想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建立更多共识，传播学界亟待突破传统地缘二分法的认知桎梏，在精准评估受众国对发展、和平、安全等相关议题的不同重视程度后，梳理全球南方不同国家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实际反馈与政策响应，转而以动态ECO视角审视全球南方国家的差异化传播图景，以此加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内部团结与外部一致性，解析全球文化新秩序下国际传播中“中国样本”所承担的新使命。

  首先，在全球权力格局经历范式转移的历史性时刻，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在复合相互依赖深化与多极化浪潮冲击下，呈现出的合法性赤字与制度性衰变。在此背景下，西方战略界开始对南方国家群体实施认知域再编码：在概念维度将中国异质化为“非典型南方国家”，在制度层面构建“民主-威权”的二元区隔框架，在实践层面对南方国家实施制度性规训与规范性切割，这种后霸权主义叙事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以“全球南方”国家为客体的对外传播。余清楚、郭迎春通过一系列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在东盟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时发现，美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情感倾向与中国在东盟的可信政治形象认知呈正相关。因此，为避免“全球南方”内部受到外部新闻媒体报道、国际舆论、分化策略等多方消极因素的影响，应结合“楔子战略”等理论建立国家之间稳定的信任关系，积极促进“南方媒体”之间的紧密合作与相互支持，以此遏制美帝国主义传播秩序在东盟的扩张。讨论全球南方的实践模式或者传播动员时，也不可以忽视不同的地理边界将产生不同的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联系，因此一定要重视南方各国根植于本土的知识生产场域和特有的话语情境。

  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发起者与倡导者，所提供的各项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向来被全球南方国家视为是反对西方霸权主义、促进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贡献。例如，“全球安全倡议”为构建集体安全提供了创新视角和务实方案，海湾国家总体对其持客观中立和正面积极态度。但在该地区的传播仍然面临着如国际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地区反恐形势的严峻性等阻力。为克服这样一些问题，江璐、其乐木格提出了寻求价值共鸣，开展多渠道共情传播；挖掘多元桥接群体，开展精准合作传播；着力安全领域合作与发展的策略对接，提升传播效能等建议。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作为南南教育合作的引领者，致力于推进教育公共产品的创造性转化，并建立起诸如金砖国家教育部长级会议、中非大学联盟、上合组织大学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南南教育合作机制。但全球的经济持续低迷与世界政治局势动荡，都导致了南南教育合作的不确定性，只有重新建立具有文明对话特质的制度供给体系，摆脱传统区域主义思维定式的束缚，才能突破新殖民主义的知识依附体系，为全球教育治理秩序重构提供具有南方主体性的替代方案。

  “全球南方”的绝大部分国家都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的潜在能力。以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为例，其公众高度认可中国的未来发展的潜在能力，并对“中国崛起”持乐观友好态度。张昆、张晶晶通过整合出印尼公众对“中国崛起”认知的影响因素为样本，提出应该通过凸显非国家行为体作用、把控负面“溢出效应”等策略，以此营造出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舆论环境。同时，青年群体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人力资源，其文化认知图式与价值取向的形塑过程，实质上构成了国家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变量。“通过”扎根东盟国家的青年群体开展实证研究工作得出，近年来东盟新生代群体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情感呈现出“正向化”的主流特征，这种文化接受度在中国流行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场域中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增强特征。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化南南传播的有效路径，即以人际传播为媒介，发挥关键性意见领袖的群体传播作用；在群体与价值观的层面强化并印证“文化锚定物”；聚焦中国文化传播的具体情景，建立文化上的与地方受众的在地化联系，突出强符号传播等策略。

  总体而言，中国作为国际话语主体的对外传播实践已日益展现出自觉性与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觉醒”的动因，一方面源于全球危机频发背景下对西方主导逻辑的持续反思与解构，另一方面则基于对自身发展路径的连续性、稳定性及其所取得的繁荣成就的深刻自信。“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研究范式转型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真正进入了更广泛的全球传播语境之中，并以自身道路的独特性为参照，开始探索中国经验对世界的普遍价值。这一视角不仅能避免陷入西方对抗性话语的陷阱之中，也有助于确保未来发展的方向性与战略定力。

  随着经济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逐步获得了文化话语权，这一历史进程推动全球化进入“本土全球化（Local globalization）”的新阶段。基于传统的“国家-世界”国际传播格局已经转变为从中央到地方的矩阵式、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的时代背景下，国际传播的重心也随之向地方和基层“下沉”。近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慢慢的变多以系统的、成建制的方式加入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进程中，顺应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心的下移、地方文化对于全球意义强化、国际传播主体需要更广泛动员的总体趋势。从整体趋势来看，中国的地方主体正以“全球-地方性”（Glocal）的新姿态，在更广泛的空间维度中热情参加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球互动与交流。地方层面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全面融入不仅激发了对现有传播模式和理论的重新审视，也为国际传播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怎么样打造既能体现本土化又彰显中国善意的共通话语、符号和叙事范式，在“全球-国家-地方”这一理论框架下讲好地方故事成为新的时代之问。正是在建设地方国际传播能力的过程中，各地国际传播中心通过挖掘本地文化资源和独特优势、创新传播内容、打造城市品牌等地方实践，多维提炼出包含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能够联通“本土”与“全球”的地方经验，以此共同形成“地方智慧”，成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重要一环。

  2024年，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建设总体上呈现出“提速”和“下沉”两个特征。“提速”是指自2022年以来，各地加快建设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步伐，积极地推进与政府、媒体、高校的多方联动，我国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已基本部署完成。“下沉”是指伴随着各地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日益重视以及媒体融合进程的不断深化，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建设正逐步向基层行政单位，即地市级及县（区）级延伸。地市级和县（区）级国际传播中心在成立数量“提速”的基础上，更加垂直细分各区特色。这种“落地”的实践与中国国际传播整体规划形成了有效适配。以浙江省为例，相比于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建设中国一流、影响世界、具有鲜明浙江特色的现代化省级国际传播实体”的宏大愿景，地市级如2024年5月成立的宁波国际传播中心，聚焦于宁波产业、企业这张“金名片”，倾向于以本土视角展示宁波城市活力；县（区）级如雨春笋般涌现，如2024年11月成立的吴兴区国际传播中心、12月成立的新余市国际传播中心、萍乡市国际传播中心与临平区国际传播中心等等。

  事实上，省与市虽同属“地方”范畴，但二者之间在国际传播能力基础和可调配资源方面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对于中小城市来说差距更明显。虽然我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相比国外分散式的国际传播实践模式来说资源投入更为聚集。具有功能上的高度集成性和优势，但是郭毅指出这种功能定位的高度集成特征也为中小城市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即高集成功能定位与国际传播基础薄弱、传播自主性与对第三方平台高度依赖、吸引国外资源的美好愿望与国外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这就证明中小城市不宜复制省级和大城市国际传播中心，而是应该结合自己真实的情况，做出从“大而全”到“小而精”、从“信息传播衙门”到市场化经营、从单兵作战到区域联动的战略路径转向。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作为本土文化内容的生产主体、跨文化传播的枢纽节点以及文化服务的提供方，承担着三重功能性角色。其需同时处理当前部分国际传播中心运营理念与媒体环境和技术变迁不同步的内部挑战，以及美西方部分政党与媒介领袖与在文化层面对中国持坚定且明确遏制态度的外部障碍。周亭、白耘溪将其总结为“不会说”与“不想听”的困境，并认为地方应该在全球本土化、本土全球化双向理念的引导下，灵活运用品牌思维进行精准传播，真正站在用户视角做到共情叙事；在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的前提下，通过塑造城市品牌、把握区域国别特征、基于青年群体诉求创新传播手段、打造赛博传播等方式，以提高文化的好感度、接受度等效能指标为导向，挖掘本土特色资源，寻找全球共通价值，以此来提高我国在全球文化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影响力。“不会说”的困境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媒体所拥有的专业人才不足以满足国际传播需求，李宇指出目前地方国际传播中心需要的是熟知各项传播理论并能应用于实践、兼具跨文化交流能力、掌握智能融媒体技术等多领域知识的综合性人才。因此，刘滢、陈昭彤从企业选拔和学校培养方面出发，提出既要保证地方中心之间各级晋升渠道畅通，提供交流交换、彼此学习的机会，也要积极与高校合作，在课程设计、培养方案制定、职业规划及继续教育等方面持续发力。

  地方国际传播在本年度也迎来了新的传播主体，创新了“国内国际有别”的大传播叙事。、张发扬以四川国际传播中心为例做多元化的分析，指出其不仅瞄准“Z世代”（1995—2009年出生人群）这一重要传播群体，并与中国头部出海手游《原神》深度合作，将三星堆文化融入游戏场景，推出多语种的文物动画视频、数字文创等周边产品，在内容生产、话语表达、叙事体系、传播方式等全媒体手段上实现“国内国际有别”。除了“Z世代”，数字时代原生居民——“阿尔法世代”（2010年及以后出生人群）因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对多元化信息的开放态度、对互动和专属感的需求、高技术素养、文化付费积极性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慢慢的变成为推动地方形象走向世界的新兴力量。韦路、李彰言所提出的“协同传播”理论创新也强调只有国家的不同组成部分共同在主体、内容、渠道等维度配合协同，才能做好国际传播工作，取得更好的国际传播效果。因此应该协同多元传播主体共同“创作”与“再创作”地方文化产品，以提升地方品牌的年轻态传播力以及地方文化的年轻态影响力，最终形成面向全球“Z世代”与“阿尔法世代”的地方国际传播战略布局。

  综合来看，地方国际传播主要从五个方面做“地方实践”并提炼出“地方经验”：一是通过多维度的地方经济叙事探索如何讲述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二是通过展示地方案例来“解码”国家的发展理念和成就，做好政治话语的地方阐释；三是通过深度挖掘地方历史人文资源打造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标志性符号，通过地方与国家文化资源的同频共振，给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四是以跨领域融合、社会协同、主体能力建设、数字技术赋能为入手点，改革完善城市国际传播工作体系，将地方国际传播活动有机嵌入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各个层面，以积累和提炼国际传播体系创新的本土化经验；五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文化旅游资源，以此将地方文化吸引力转变为经济效益。

  为将国家与地方二者合力转化为“地方智慧”指导未来发展，地方应树立全球视野，做好平台化渠道拓展与地方性话语创新，以打造具有目标导向性、资源整合性、议题引领性的复合型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为目标，在纵向的以“国家-地方-民众”构成的级差传播矩阵中发现多样性，在生态位视角下借在地化符号选择与故事表述，形成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同时，不能忽略国家整体战略规划，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和地方媒体要积极进行资源整合与协调，通过打通不同机构和生产线的运行流程进行资源共享与盘活，以地方的国际影响力反哺国家形象的塑造，再以国家软实力的增强为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国家与地方的相辅相成将为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传播体系作出更大的贡献。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迭代升级，数字平台对于跨国信息传递、国家形象塑造、国际关系维护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日渐成为国际传播的中介主体，社会与网络的同构性推动了网络社会向平台社会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各类数字平台通过何种机制融入社会结构，并以哪些具体方式改变人类的生活与社会架构模式，进而重塑国际传播的格局？平台社会所呈现的数据驱动的运营逻辑、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去中心化趋势，以及基于算法所定制的个性化服务等特征，又是怎么样影响国际传播的实际情境？我们应如何突破传统媒介运作的思维定式，重新审视媒体的角色定位，从而能够积极适应、但不盲目依赖这样一个以资本和市场为运作基础、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支撑、以地理政治学为关键枢纽的国际传播平台化新环境？这些都成为际传播亟需思考的核心问题。通过对平台社会背景下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相关思考，一系列研究都认为平台化时代的中国国际传播必须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传播模式，转变为更加多元、互动和去中心化的平台逻辑，“通过”积极融入新场景、通过拓宽新渠道、响应用户本位的交往模式、构建多层次的传播体系等一系列方式，加强国际传播的“韧性”，以适应全球传播的新趋势和新要求。

  数字平台通过对国际传播中“物”和数据的掌控成为跨越国家边界参与国际传播的新兴权力变量，也形成了新的权力之争与治理困境：以商业逻辑为基础的数字平台并不受限于主权国家所划分的明确物理边界，在以盈利为根本目的的版图扩张中也势必会削弱国家对“数字主权”的把控。各国对具有“地理政治学”和“数字基础设施”双重属性的数字平台的治理权的争夺，绝不是仅出于对其传播效能及表层文本表征的警惕，背后映射的仍旧是传统地缘战略思想与政治权力在数字空间中的博弈，各国对基础设施、算力、算法和数据等关键数字技术控制权的争夺正是证明了这点。

  作为全球互联网的核心基础架构，海底电缆是推动数字平台深嵌社会之中的新型基础设施及国际信息流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平台可成为国际传播中新兴权力变量的关键。任孟山等以海底电缆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基础设施与数字平台“融合”所引发的媒介影响及其对国际传播权力结构的作用，并强调当前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在数字平台上显现，数字平台的传播逻辑已重塑了国际传播与政治的冲突模式。如今，仅凭大型通讯社已难以占据国际传播的制高点，重点是国家如何规划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利用平台化逻辑争取数据主权与数字战略优势。

  跨国社交平台凭借一定的自主权和权威重构着地理政治学新秩序和文化交往新生态，但这一全新的媒介系统拥有的“超级权力”已有突破私权范围向公权扩张的倾向，这使得平台在自我治理与外部监管之间有冲突，难以平衡“自利”与“公益”的关系。例如，作为技术公司、跨国数字平台、社会化媒体、政治动员媒介等多元角色杂糅于一身的TikTok，是当下主流的跨国信息媒介系统之一，它近年来在各国所遭遇的多起禁用或被强制要求剥离母公司等“政企摩擦”事件使其深陷舆论漩涡，一些研究将此类跨国数字平台所遭遇的困境归结为商业政策、文化冲突、法律和法规等社会因素，并建议平台应重新审视自身，借助非政治途径来突破困境。但在无远弗届的技术神话背后，当前的大部分平台仍受到公共性与垄断性二重性矛盾的限制，难以自我革新。因此，平台研究必须破除边界迷思，充分认识风险的威胁，从平台的公共性再出发，以发挥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连接作用。

  （二）话语突围：提高平台场域涉华议题话语质量，构建国际传播效果自主评估体系

  社交平台时代的人际传播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的理论生长点与问题域。平台研究既揭示了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技术中介体系对传统交往形态的重构逻辑，也拓展了人际传播的资本化维度，彰显出商业逻辑对日常实践的深层渗透。因此对交往理性的范式转换（工具-生活）以及理论地理学的空间重构（西方-本土-全球）的实际探索过程可以为话语突围提供有效数据支撑。2024年度的国际传播研究正是以深化认知精度为基础，聚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外社交平台，以不同议题下各国受众的接受程度为研究导向，整体推动中国海外社会化媒体平台传播效果的评估体系的构建，以期在提升中国在跨国社交平台上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话语质量的同时，建立更具解释力的数字交往理论模型。

  同一跨国社交平台有时需要采用不一样的议程设置方式来达到预期效果，基于全球用户在信息爆炸时代已养成的碎片化、快捷化观看习惯，视频类社会化媒体俨然成为国际传播的新战场，而YouTube作为海外头部媒体平台则成为经典研究对象。张伊妍、邵逸涵通过观察平台上中国形象议程的议题特征、传播主体和演变规律，认为细化研究主体、避免用户脸谱化、分层处理不同议程设置的机制、路径与效果都是话语突围的有效途径。评估不同议题的传播效果也是提高平台场域涉华议题话语质量的关键。薛可、时伟以“一带一路”倡议相关议题为例，通过对各国主流媒体账号的传播行为和效果数据来进行评估，发现传播效果的强弱格局与世界系统理论所描述的国际秩序之间有较强的同构性，说明国际秩序具有较强的约束效应。基于此结果作者分析出了中国媒体在“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议程设置中可通过融汇权力、涵养内力和保持定力的“三力”提升策略来强化媒体议程设置能力，并根据中国媒体内部互动较少、没形成密集的传播网络的现实问题，指明了强化深层互动的未来发展趋势。武傲男、李本乾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将信息设置不同道德框架，以此探究中国环保倡议怎么样影响英美民众的社会化媒体参与意愿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得出了当官方组织为环境议题拟定叙事框架时，应评估其目标受众的政治取向，而约束性框架下的信息设置则更利于缓和因政治取向差异带来的意见分歧，减弱新闻报道可能会引起的政治极化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海外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信息设置提供了有效启示。

  多样化的内容与话语叙事、优秀文化作品的输出都是我国国际传播研究长期以来的聚焦点，但实践中仅依靠话语层面的突围仍无法突破“卡脖子”的困境，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推动全球信息流动的数字基础设施的关键性。终究是要依靠平台突围，减少对外部传播渠道的依赖，积极搭建与拓展属于自身个人的海外传播渠道和全球性运营平台，才能增强传播的自主性和可控性。

  中国社交媒体率先思考怎么样能成为“自主可控、国际认可、全球使用”的新型跨国平台。当TikTok国外用户蜂拥而至“小红书”这一本土社会化媒体平台之中时，要抓住的不仅是流量，更是在文化间性视角下根据不同用户身份认同重新调适跨文化语境、打通全球性平台迁徙路径、最终实现平台世界主义这一理论想象的最佳实践机遇。事实上，国际化发展过程中要处理的还有多边市场、制度环境、本土文化群体的使用期待等一系列问题，应在明晰自身作为商业中介者角色的同时，及时作出调整治理措施，以符合当地的合规性要求。除社交平台外，流媒体视频平台也是突围的重要载体，杜浩男、孟伟根据中国电视剧在阿拉伯国家常态化译制与播出态势，指出了未来电视剧基于平台、版权、IP的有效落地模式，并认为应紧抓短剧观看的国际热潮，根据不同国家用户的语言偏好重新编译节目。以此切实提升中国电视剧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效能。

  数字平台突破了以往从生产国向受众国的单向“传递”过程，为受众向生产者或中介者的反馈或双向交互提供了即时性可能。因此，出版业等传统传媒业必须紧抓机遇进行生态转型，促进平台与全球内容创作者的沟通与对话，推动受众需求与创作取向的精准匹配，随着具有数字全球在地化特征的跨国文化产业体系日臻成熟，围绕同一文化IP创作形式各异的文化产品，以适应不一样用户群体的媒介接触习惯与审美偏向。跨国出版企业已有的搭建数字基础设施的经验也可以为产业相互连通与资源共享保驾护航，以此加强国际出版双边或多边合作，通过持续探索新兴技术领域、自主搭建技术集群等战略路径可以推动新兴发展中国家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反向赋能出版业的国际传播。企业也是国际传播平台突围的重要主体，但互联网内容企业的独特属性决定了其在突围过程中更易受限，因此第一步是要在明确认识制度风险的基础之上重新评估自身是不是已具备相应的管理和应对能力，例如有没有数据隐私的保护意识、保证国家利益不被侵犯等价值理念与责任意识。总体而言，数字平台能够从叙述主体、传播渠道、信息呈现和信息感知等多重维度，为我国国际传播突围提供更丰富的路径选择和关键切入点。

  自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概念被首次提出以来，该领域在模拟人类智能乃至超越人类智能的征途上已有显著进展。随信息技术的快速的提升，尤其是在硬件设备的支持下，计算能力、算法优化以及数据处理能力均实现了质的飞跃，以DeepSeek、Sora、ChatGPT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类人的智能表现以及与人类自然交互的能力，正在从内容生产、信息传递、主体重构以及基础设施转型这四个层面对国际传播进行智能化重塑。如何在人工智能这一全新的认知框架和理解维度之中以更开放、全面、深刻的方式去观察和思考未来的世界，打开中国国际传播知识生产领域和实践应用的“新视界”已成为一个亟须研讨的时代议题。

  曾经的人工智能被单纯作为工具进行考量，研究焦点多聚焦于其是如何创新应用于国际传播的新闻生产与融媒体内容制作、多语种翻译、收集受众反馈、舆情分析等实践工作。然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基于数据学习进行创作、认知、理解和决策等价值判断时，这种自主能力就证明它已不再单纯是人类借以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而是成为信息生态演进的一个新的基础逻辑。尤其是DeepSeek的出现，当智能生成机器不再直接给出信息与答案，而是直观地为用户展现出了其“深度思考”的过程与逻辑，似乎人们确实应该重新划定“本体论边界”，将AI视为与人类同等重要的行动者。既应承认其从传统的工具性角色向具有主体性特征的参与者的转变，也要转向从文明向度、价值观等方面思考AI在国际传播中与人类的情感交互，以及如何借此提升国际共情传播的能力。

  智能机器的价值观可以具象化为其对实践的意义判断，即价值理性。在工具理性的逻辑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国际传播实践往往追求效率与影响力的最大化，甚至试图控制思维，而忽视传播行动应该承载的价值导向，包括平等、尊重、包容等。因此，我们应该重申价值理性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价值理性的基础来源于价值判断，虽然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尚未形成完善的独立价值观，但是其已经能基于被“喂养”的数据对社会伦理等问题作出自主判断。这时就应以审慎态度看待其背后隐蔽的意识形态领域是不是满足人类的意图和价值取向。不能仅关注技术的性能和效率，更要强调智能系统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结构，从而以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在人机共生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的共同智慧，防范利用人工智能生产内容技术所实施的欺骗、操纵与控制。

  具有一定价值理性后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势必与人类产生情感交互，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让情感本身成为一种传递信息，能够被便捷地分享和传达，更形成了以情感为基本逻辑的网络化数字表达方式和连接结构。促使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沿着“情感链接—情感呈现—情感动员”的情感叙事逻辑，形成了未来共情传播的新理路。情感链接方面，信任是情感交互的基础，陈慧敏等指出人类用户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任是决定人机合作效能的主要的因素，亟须被关注并深入探讨。并从信任校准的方面出发指出培育适度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信任能从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促使AI成为共情传播的重要载体。情感呈现方面，曾经阻碍人际交往和跨文化交流中的语言“巴别塔”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被推翻，甚至时空的限制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被打破。算法、裸眼3D、全息互动、虚拟数字人等业务形态，大幅度的提高了多形式文本协同生产和国际传播能力，创新了情感内容的真实性表达策略与表达方式的多元互动新模式。情感动员方面，史安斌、郑恩认为，人类和AI之间互动不仅限于信息的简单传递，更包括了复杂的情感交流和文化意义的共同建构，算法推送首次实现了主体（人类）与客体（机器）间的心智交流，通过数据和意义的持续交换构建，将AI从一个单纯的技术工具转变为社会交流和文化形成中的活跃参与者。这种人机深层次情感互动能够拉近内容与受众间的情感距离，实现情感唤醒，并吸引受众参与内容互动。但是在情感拉近的同时，也要警惕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消退，例如在新闻业等行业中，对人的教育不仅要解决技能和学术问题，更需要着眼于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更多特点，通过构建结构性的叙事观，强化叙事教育等方式来培养人类独有的复杂的哲学思辨和价值判断能力。人的主体性的不断的提高、人的理性的彰显，都是传播过程中始终应当坚守的信仰。

  正是在“人机共生”带来的深层交互之中，人机传播与智能传播成为推动未来国际传播权力结构调整的“新视界”，技术推动下带来的“新质传播力”标志着传播学迈向了3.0研究的范式升维，传播生态正经历从“互动范式”到“演化范式”的升级。同样开启的还有智能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3.0阶段，这种范式转变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推动国际传播研究从以国家为主导的行为体模式，转向多元主体、多种机制融合的复杂系统模式。新阶段意味着新挑战，在生成式智能鸿沟（数字鸿沟3.0）的影响下，工作、教育、健康和信息四个领域出现了收益分布、特色教育资源、智能护理服务分配不均，深度伪造、错误信息泛滥等问题。问题背后隐藏的仍旧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科技霸权与结构性不平等的实质。因此，智能鸿沟的破解之道，依然是怎么来实现智能技术最大限度的全球扩散和普及。中国应动员政府、学术界、产业界等社会各界形成中国自身应对智能鸿沟的实践方法和支撑性的制度体系，出台并实施中国AI全球化战略的同时做强中国体系的AI产业链，并扩大“朋友圈”，与欧洲国家团结协作，助力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从而共同建构弥合智能鸿沟的全球协同治理机制。

  弥合智能鸿沟是促使国际传播从信息传播走向全球共通的必经之路。“共通”也成为生成式AI时代的国际传播的必然转向，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也许在数字全球化的最终进程，所有主体，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也包括人类与“类人”（即各类智能传播机器）之间，都能实现基础设施、信息与数据、文化与意义、主体间和文化间四个深层次的交流、理解与共享。吴飞所提出的“不同主体之间可以通过共显机制，使各种文化和价值观在一个开放的空间中平等展现”正是“数字共通”（Digital Commons）试图为数字平台交流秩序的建构提供一种理论框架。数字共通建构了主体与世界之间的有关理性与情感、真实与虚假、开放与圈层、群体与离散之间双向互动的共鸣关系，并使在两个或多个独立实体之间形成对话成为可能。

  虽然“共通”是大势所趋，但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与“脱钩”、人与机器之间信息与技术的屏障、人与人之间文化价值层面的差异性与多样性都是对其的撕裂和阻隔，如何在基础设施、信息传递、文化认同等层面达成具有可行性、可控性、可持续性的“共通”将变成全球各国共同努力探索的重要目标。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基于社会学合理化理论的探索尚未能充分回应数字化时代的技术变革。未来应在明晰“共通的规则与逻辑”与“遵循这些规则的主体”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对数字平台上由技术驱动的无主体往形式再进行深入理解，以期通过与复杂系统反馈机制的结合，促使技术突围与数字共通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精准化国际传播的突破方向。

  中国国际传播正从不同理论传统、分析视野和批判性思维出发，向内重思“如何在觉醒后确立复归经典的主体性”这一方法论问题，向外打破各种“既定秩序”和各类“中心论”的桎梏，探索掩盖在“自由、中立、无国界”的技术神话背后的真正的人类文明交流新形态。时势造英雄，学界给出的“中国答案”也因时因势，强调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性以及对技术与平台社会变迁的深刻理解。从理论上提供了“新质传播力”等新的解释框架，摈弃传统的“西方方法+中国经验”的代入模式，选择从地方智慧中汲取理论资源。在经验层面将生成式AI与数字平台作为样态创新，不再忽视数字基础设施与技术逻辑的真实制约，并在场景融入、生态转型、全球治理等复杂的传播实践中，坚守以信息数据与受众反馈为本建立传播效果评估体系，重新阐发和建立兼有解释力与关怀的完整叙事体系。面向未来，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视角下对数智化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交流进行审视的舞台大幕在缓缓拉开，迫使学界重新思考人与智能机器以及其他非人类实体之间的交往范式和相互依存；地方性知识之于全球知识的对话案例的丰富性以及可能性成果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整个研究领域的品位、格局和趋向；在清晰的人文主义“数字共通”关怀下的学术呼吁与现有国家传播框架可沟通性问题之间的张力关系可以让我们重视；伴随着高流动性和高度碎片化的国际信息流到来的TikTok和小红书等平台戏剧般的命运变化，似乎也需要更为稳定的框架的阐释。当然，国际传播并未因学术研究数量、经验性对象的丰富性而在中观理论层面有本质性突破，这大概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作者：张毓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024；薛宇涵，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24